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唐代宗大历八年（773）进士，屡官监察御史、翰林学士、谏议大夫等。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出任宰相。为政期间，陆贽体恤人民，清廉自守，在乱世中为国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后人誉为“古代十大名相”之一。
承蒙圣恩，仕途坦荡。
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十八岁的陆贽以博学鸿词登科，授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后改任渭南县（今陕西渭南）主簿。唐德宗即位后，召陆贽为翰林学士。当时适逢动乱，陆贽随唐德宗避乱奉天(今陕西乾县)，转为考功郎中。
军阀李怀光叛乱后，陆贽又扈从唐德宗逃往梁州，拜为谏议大夫。在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陆贽协助唐德宗运筹帷幄，克平大难，被称为“天子私人”。
长安收复后，陆贽随唐德宗还京，兼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参与机要，负责起草诏书，甚得朝廷倚重，时人号称“内相”。
贞元七年（791），拜兵部侍郎，知贡举。次年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陆贽针对当时的境况，在政治、经济、军事、民生、吏治、人才等多方面，提出过许多有效、正确、进步的主张和建议，是唐朝中期卓越的政治家。
清慎太过，上下苛责。
“廉为政之本”，陆贽一生清正廉洁，分外之财分毫不取。贞元三年(787)，陆贽的母亲去世。陆贽按例守墓丁忧，要守制三年。各地藩镇得知消息后，纷纷赠送厚礼致哀，数量多达几百份。陆贽一一辞谢，义正词严地说：“母亲去世是我私人的事，诸位与我非亲非故，仅在官场上有所交往而已，你们厚馈的奠礼我是绝对不能收的，请诸位拿回去吧!”最终陆贽一无所取。
陆贽与地方官员交往，向来一尘不染，如水之清淡。当时，官场风气十分腐败，贿赂公行。藩镇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常以重贿结交近臣，对陆贽这样的高官近臣，馈赠更勤。重到金银财物，轻到鞭靴细小，凡能送的，都送上门来。陆贽却杜绝私交，一律不收。他的清白、清高及改变世俗的良苦用心，受到一些无耻之陡的攻击，说他沽名钓誉，影响了上下左右的关系。唐德宗也觉得他这样“苛求”自己，有点过分，降旨责备，诏谕其适当纳贿。但是，陆贽坚持道：“公卿大臣之间，绝不是靠纳贿才能致诚。相反，贿赂只能开启人们的贪欲之心，影响相互间的正常交往，违背和败坏法律制度。”
陆贽还认为，人之行贿，并非所愿，只是行之有利，不行有虑。因此，要肃清贿风，首先要从上面做起。他说：“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之不为，以检下也。”
矫正君错，力挽危局。
陆贽为官期间，公忠体国，励精图治，极具远见卓识。当时唐德宗即位不久，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先后想要削平河北、淮西叛藩，结果造成了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藩镇分立、朝政紊乱的政治局面。
建中四年(783)十月，因军队哗变，唐德宗逃出京城，避乱奉天。尽管形势极其危急，但唐德宗却麻木不仁，躲在奉天的行宫中整日歌舞宴饮，不问国事。时任翰林学士的陆贽指陈时弊，筹划大计。他向唐德宗上了《奉天论叙迁幸之由状》，反驳了唐德宗认为此次出逃“乃是天命，而非人事”的观点，提出皇帝要勤于思考，要深思熟虑，要摒弃自己的主观意念，要遵循传统的治国之道，要远离奸臣、亲近忠直之臣，要推崇诚实守信，要广开忠谏之门，要去除自私之心等十条整顿君道的措施，以此来激励唐德宗振奋精神，重整江山。
陆贽秉性刚烈，他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矫正人君的过失，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唐德宗在奉天建了两个私人仓库，用来存放各地进贡的财物。陆贽却上书坚决反对，他认为国君应该树立俭约廉洁之风，如果国君本人“荡心侈欲”，其结果必然是“侈风教而乱邦家”，而且“终以饵寇”。他建议“悉出以赐有功”，即将库中所存都赏赐给有功的将士，“散小储成大储，捐小宝固大宝也”。并力劝唐德宗下“罪己诏”。同时，对唐德宗身边的小人裴延龄，陆贽列举了他的七大罪状，写成了《论裴延龄奸蠹书》。
面对亲友的担心，陆贽却说：“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皇它恤乎？”。在陆贽的屡次劝谏下，唐德宗最终将裴延龄调离了户部。经过陆贽的一系列努力，终于力挽危局，唐王朝摇摇欲坠的局面得以转危为安。
陆贽最终惹怒了德宗，得罪了权臣，被罢相，贬到偏远的忠州任别驾，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卒于任上，享年五十一岁。赠兵部尚书，谥号“宣”。
宋代大诗人苏轼认为他是“王佐”、“帝师”之才，文才辩术超过了汉代的张良。只可惜生不逢时，唐德宗于他虽有知遇却未善用，他认为如果唐德宗能听从陆贽的忠言的话，那么“贞观之治”的盛世就有可能再次出现。“百年宝贵今谁见，一代功名托至公”。陆贽作为一代贤相，他的品德风范和学识才能深得当时和后代人的称赞和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