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下午3点，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闭幕会。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西长安街南侧的人民大会堂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商讨国家大事的政治殿堂，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政治、外交活动的场所。作为中国最富政治象征意味的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不仅是一个政治地标，而且犹如一部立体史书，记录着中国铿锵前行的足迹，见证“人民”力量与中国奇迹。
建大会堂是长期的夙愿
早在延安时期，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环视着这座只能容纳几百人的礼堂说道：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建一座能够容纳一万人开会的大礼堂，使党的领导人能够和群众一起共商国家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又提出要建一座万人大礼堂的想法。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北京城的改建问题时，更是明确提出了要在北京建万人大礼堂的设想。
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指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国庆重大建筑工程，这些重大建筑必须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这些工程还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全国农业展览馆等。
万人大会堂从设计一直到完工，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非常关心。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多次指示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要做好改扩建天安门广场和建造万人大礼堂的准备。1958年9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向在京的设计、施工单位的专家作动员报告。万里在动员报告中提出了“三敢”（敢想、敢说、敢干）、“三严”（严肃、严密、严格）、“三高”（高质量、高艺术、高速度）的建筑原则。万里报告后，北京各设计单位即组织技术尖子进行方案设计。
9月10日，应邀来京的各省市的专家聚集在和平宾馆，这全是当时顶级的建筑师和设计师。
周恩来确定设计方案
10月14日，刚从外地回北京的周恩来立即让秘书通知北京市规划局负责同志到中南海来。他在西花厅连夜主持会议，专门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会上，周恩来和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共同审查了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北京市规划局设计的3套方案，详细地看了3套方案的平面图和立体图。
在3套方案中，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方案规模较小，而北京市规划局专家组的设计方案是17万平方米，气势磅礴，并且有中央大厅。这使周恩来在审查3套设计方案时，更多地关注北京市规划局专家组设计的方案。在场的人都看得出，周恩来对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方案十分倾心。
据万里的长子万伯翱讲，当晚，他父亲万里带沈勃、赵冬日等建筑设计专家赶到总理办公室汇报，“总理非常认真仔细，反复比较敲定为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图纸，他特别指出大会堂观众席要3层，中间大顶上要红星五角大灯为中心，四周似花瓣放射，要葵花向太阳、繁星满天拱月般的灯光效果”。
时间到了10月16日凌晨1时，周恩来以决断的口气说：就用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方案。至此，大会堂“体型”设计规划基本确定。
10月20日前后，送审图和补图先后送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展开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党委决定由张镈总建筑师和朱兆雪总工程师分别负责大会堂的建筑与结构的技术设计与施工图纸。大会堂的建设工程从此全面展开。
事实上，大会堂的设计建设过程里多处包含着周恩来的奇思妙想：万人礼堂净高33米的超大室内空间，让步入其中的人会感到渺小，从而产生强烈的距离感。为了展现人民殿堂的亲和力，周恩来以“秋水共长天一色”为意象，提出墙面与顶棚用弧形曲面连成一体的方案。这样的设计会冲淡一般长、宽、高清晰同在而产生的生硬、庞大的印象；大会堂的北门中轴是展示国家迎宾礼仪的隆重场所。周恩来从宾客的行为和心理感受出发，亲自试跑楼梯做试验，既强调隆重、热烈，又不失亲切、体贴，用不同实例做参照，极其细腻地反复推敲、启发和引领建筑设计不断向好。
巧妙的柱廊“搬家”
大会堂用地面积达13.73公顷，拆迁单位达67个之多，需拆迁房屋1823间；迁移居民684户，房屋2170间，共需拆迁房屋3993间。由于工作做得扎实，又妥善地安置了拆迁单位和居民户，再加上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拆迁工作于1958年10月10日结束。
10月25日，施工指挥部对参加施工的职工进行了战前动员。
10月28日，天刚一放亮，大会堂施工工地上已是一片沸腾了，机械挖土和人工清槽挖坑同时并举。成千上万人的冲天干劲汇集成了波澜壮阔的海洋。
1958年11月初，彭真等人来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向中央书记处进行汇报。1958年12月底，中央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国庆工程，一致同意天安门广场规划和这些工程的方案。从设计到施工中有关重大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中央领导亲自过问。周恩来谆谆嘱咐说，一定要抓好大会堂的结构安全问题，否则会在世界上造成坏的影响。
大会堂工程从1958年10月28日正式动工，在此期间，全国人民给予了巨大支援，先后有18个省、市、自治区选派了7000多名优秀工人和技术人员来京直接参加了工程建设；有23个省、市、自治区的500多家工厂克服各种困难，如期完成了订货；上万名建设人员昼夜苦干。经过紧张施工，1959年7月25日，大会堂验收委员会成立，随即对大会堂的各个部位进行了严格检查和验收，以确保安全投入使用。
这里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就是大会堂的柱廊建好不久就进行了一次“搬家”。当大会堂主入口的廊柱浇筑完毕后，有人指出其中部三开间柱距均为9米，其余柱距均为7米，这一做法不符合传统建筑明间、次间和梢间逐级变窄的规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时任北京建院总建筑师张镈仔细考量了柱间尺寸，把中间两根柱子的外皮偏心外移稍许。这样，就形成了中间柱距较宽、两侧柱距较小的格局，通过这样巧妙的“搬家”，避免了大动干戈的结构返工。这段故事也一直被建设者们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