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各地都流行家族起堂号的风俗，武安这种风俗一度极盛，稍稍富裕的家族，差不多都要起一个堂号。所谓“堂”，是指宽敞明亮的屋子，或谓住宅的正屋。古代居室，前为堂，后为室。由于堂屋是住宅中较为宽敞、考究的屋子，故成了家族活动的重要场所。我国古代祭祀祖宗之处还有专门的场所，这就是由春秋宗庙发展而成的祠堂。宋、明以后，民间联宗立祠之风日盛，遂使宗祠遍布天下。
中国人向来有好名的习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堂屋与祠堂既然如此重要，自然要给其取上一个雅训的名号了。这名号，就是堂号。
堂号总的来说，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有明显的姓氏特征的堂号，二是没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
一、 有明显的姓氏特征的堂号
拥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往往根据先人郡望、德望、操行、功业、科第、字号、著述、典故、居住地等来命名，以示家世显赫，或藉以弘扬祖德，启裕后人。它具有重复性，会重复出现于该姓氏的不同支族，这种姓氏堂号是民间家族文化中的一种用以慎终追远、团结血亲、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宗亲色彩与精神凝聚力量。这类堂号在武安并不多见，只散见于一些大姓的家谱中。
姓氏堂号又分为两类。
一是郡望堂号，所谓郡望，即郡中之望族，也即郡中的显贵姓氏。郡望堂号以该姓氏发祥地郡名为堂号，亦即以郡号为堂号。如李姓的 “陇西堂”、陈姓的“颖川堂”、赵姓的“天水堂”，王姓的“太原堂”，郑姓的“荥阳堂”，这样的堂号可称为郡望总堂号。各姓氏的分支，既有该姓氏的总堂号，又有自立的分支堂号。如太原王氏，以后又衍生出琅琊王氏、金陵王氏、固始王氏等，有的王氏分支即以此分派世系之郡望为堂号。这样的堂号可称为郡望分支堂号
二是典故堂号。它以先祖之道德文章、功业科第等为基础，往往摘取其中吉利祥瑞，训勉后人向上的文字作为本支的自立堂号，以区别于其它支派，此可称为典故堂号。如王姓的“三槐堂”、魏姓的“十思堂”、陈姓的“归来堂”、杨姓的“四知堂”，任姓的“五知堂”、郑姓的“务本堂”、张姓的“百忍堂”、白姓的“香山堂”，赵氏“半部堂”，谢氏的“宝树堂”、朱姓的“紫阳堂、孙姓的“兵法堂”、周姓有“爱莲堂”、郭姓的“汾阳堂”、范姓的“麦舟堂” 屈姓的 “三闾堂” 、马姓的“伏波堂”，吴姓的 “至德堂”、柯姓的“瑞鹊堂”、艾姓的“爱民堂”、田姓的“紫荆堂”、戴姓的“礼经堂”。其中杨姓的“四知堂”，出自“杨震举王密，不受四知金”的典故。周姓的“爱莲堂”，源于名篇《爱莲说》。孙姓的“兵法堂”，出自战国著名军事学家孙武的《孙子兵法》，朱姓的“紫阳堂”，出自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室名。白姓的“香山堂”，出自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别号（香山居士）。屈姓的“三闾堂”，出自楚国三闾大夫屈原。马姓的“伏波堂”，出自后汉伏波将军马援。郭姓的“汾阳堂”，出自唐朝汾阳王郭子仪。这些堂号都和主人的姓氏联系在一起，一看堂号便知主人姓什么了。
二、没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
没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主要取材于吉利、祥瑞之语和前人的佳句，也有的取义于体现封建伦理纲常、训勉后人积极向上的词语。如庄宴韩家的“吉善堂”，伯延李家的“齐善堂”，龙泉武家的“文德堂”，“铭德堂”，“瑞献堂”，白家的“槐荫堂”。大同王家的“春合堂”，城关五街韩家的“和合堂”，姚家的“文明堂”，郑家（郑老玉）的“正德堂”。城关韩家（韩老绍）的“常兴堂”和杜家（杜老顺）的“九盛堂”，既是堂号，又是买卖字号，人们习惯称这两家为“常兴韩”和“九盛杜”。大洺远村尹家一支的“忠厚堂”，籍柏树籍姓的“毓英堂”。没有姓氏特征的堂号，大部分为某一支族特有或自创的，很少重复。这种堂号在民间很流行，也很实用。不管有钱的大户，还是一般人家都可以起个这样的堂号，但真正能风行乡里的堂号，还是那些大户人家的，一般人家虽有堂号，但大家对主人依然是呼名道姓，主人也奈何不得。在武安旧时流行的堂号主要指这一类没有姓氏特征的堂号。
这种没有姓氏特征的自创堂号，当然是为了追求风雅，但又不仅仅是为了追求风雅，它与旧时中国的大家族制有更多的联系。彼时人们特别注重“四世同堂”、“五世同堂”这样的大家族。一个普通的家庭只能以主持家务的家长对外理事和扬名，大家族中的主事人往往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这使得家长与家中最受尊重的老人不相一致，又使得大家的对外事务会因家长的更替失去连续性，解决这些的方法，就是有一个代表家族的堂号。有了堂号，代代相承，家族的名声可以因之长远，家族对外的事务也便有了连续性。起堂号要请当地有名的文人，尽力求雅求吉祥。
武安大洺远村的尹懿堂是有名的地主兼资本家，可谓民国年间武安首富，是尹家的当家人。他的父辈弟兄五人（叔伯兄弟）共同生活，没有分家，立堂号为“五福堂”。当年尹家就用这堂号维系着这个大家族直到1945年武安解放。那时 “五福堂”在武安可谓尽人皆知，名声在外。就是现今，一些上年纪的人一提起大洺远的“五福堂”，仍然娓娓道来，赞不决口。
还有一种现象，如果兄弟分家另过，完全可以重新立自己的堂号，比如大贺庄的的胡姓，就有安定堂，安命堂，广德堂，修得堂，中和堂，忍耐堂等多个堂号，还有该村李姓有福德堂、福寿堂、万寿堂，常姓有继述堂，富德堂。龙泉武家的“文德堂”，分成三支“萃焕堂”，“慎独堂”和“道生堂”。
有了堂号之后，主人必用心使它显要，堂号一般刻匾悬挂在厅堂太师壁上或大门的走马板处。北安庄的赵家是该村首富，其主屋一进三的院落，至今基本完好，青砖灰瓦，雕梁画柱，古香古色，其北屋客厅隔扇上方挂一大匾，书三个大字“四知堂。”这“四知堂”本是杨姓的堂号，赵家用它，笔者很是蹊跷，是特别崇拜杨震，还是他的祖先也姓杨呢？不得而知。其实，在武安真正把堂号写在匾上挂于厅堂或写在祠堂里的并不多，大都用于家谱名称、家庙（祠堂）匾额、家族学校校名，店铺、书斋、礼簿、地契、执照等处，以及生活器具，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桌子板凳、盘子碗等上面，在上面书“某某堂记”，用以区别姓氏，标明族称。在张儒山村，一张姓堂号“思儒堂”被写在了茶盘上，另一个张姓堂号“富轩堂”被写在了整套家具上。
另外，在武序增收藏的一份地契里这样写到：立卖契人武修义因不便，今将自己午汲路中地一段，计地四十八亩零七厘二毫零三忍，随带原粮一石八斗二升六合七勺三八撮，其地东至孙姓，西至路中，南至有余堂，北至润身堂，四至分明，今官中说合，情愿出卖与张郁名下永远承业，言明时估价每亩足色纹银叁两整，其银当日交足不欠，两家情愿，各无幡（反）悔，画字断契，乙（一）切在内，恐后难凭，立字为据。大清光绪十年十月二日。其中的“有余堂”、“润身堂”就是堂号。
笔者手里还有一份民国24年的租稞执照，上写：武安县财务委员会，为征收租稞事，今据第六区西庄乡佃户李庚辛完纳二十年份广仁堂租稞洋壹元五毛，自封投柜，现已收讫合，给执照为据。中华民国廿四年十贰月三日。其中的“广仁堂”乃武安城里一慈善机构的名称，并非单门独户的堂号。
由此可见，由最初的家族堂屋、祠堂的名号扩大为用于家族一切公众事物、建筑物及家族个体的生活器具，这是姓氏堂号作用的历史发展与自然延伸，也是人们重名心理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