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也就是大约在1862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回民联合当地各族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清起义，由于曾国藩率军追杀，他们从西安西门逃离。
1877年，起义队伍最后1万多人向西翻越天山山脉，期间有7000多人死在路上，最后只有3314人到了中亚，其中由白彦虎率领的最大的一支队伍在俄国秋河岸边扎下“营盘”。逃过去的人被当时的沙皇政府称为东干人（陕西方言“东边的人”）。沙皇政府给了他们7万亩土地，并免征10年赋税。后来，这些东干人就在那块土地上播种下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子，繁衍生息自发形成了闻名遐迩的陕西村。村落也由“营盘”向四周扩散。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居住着一群特殊的居民———黄皮肤黑头发，讲着地道的陕西方言。他们称呼政府部门为衙门，称呼干部为衙役，把飞机叫风船。秦腔仍是村内人的传统项目。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统称为“陕西村”。前苏联解体后，这群移民的居住地分属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目前的总人口已有12万人。
80年代《参考消息》说：苏联有个陕西村，居住着100多年前从陕西关中迁移过去的一群回回人，至今顽强地保留着陕西风土民俗。陕西村人被迫离开家乡的年代距今并不久远，是清同治年间。1877年12月翻过天山，躲过了清军的追剿，在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西边约200公里的楚河岸边扎下“营盘”，播种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籽，就此繁衍生息。白彦虎被后人称为“东干人之父”。100多年过去了，离家在外那么长时间，他们还固守着家乡的传统，在思想上、道德上都传承得很好。陕西村所在的县叫库尔代，县城离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不到100公里，顺着阿拉套山下的丘陵地带从县城往东60公里，就是中亚陕西村的中心村落——营盘。离开故土已100多年了，东干人对中国陕西却怀有一种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感情。东干诗人说，百年来，我们就像离群的羊，不知何日才能回到大羊群里去。年轻人把陕西叫“我爷的省”。
陕西村的村史纪念馆，收藏有白彦虎的眼镜、玉佩、腰刀等遗物，有东干战争英雄马三奇的巨幅画像和雕塑，前苏联各个时期的纪念章，有东干先民使用过的兵器、农具，有当今东干人的生活用品、刺绣品和装饰品。到了陕西村就和到了关中任何一个村子一样，没有语言障碍。大人小孩都是一口纯正的陕西土话，“碎舅”（东干人把陕西认作是舅家，即娘家人）。小孩刚开始学说话就是陕西土话，大了才学俄罗斯、哈萨克语言。孩子有时就会问大人：“镢头用俄语咋说呢？” ，人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中国的，一个当地俄文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创立了自己的东干文，就是用俄文字母拼出来的陕西土话，这种文字，俄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但它毕竟是一种文字，一个小小的民族能有自己的文字，这在全世界还为数不多。东干人把这一点看得很重，而到过中国见多识广的安胡塞积极主张推广中国的普通话，说这样才能与更多的人交流思想，才能提高语言的生命力。但这种观点与大多数东干学者相冲突，他们认为：老话是咱的母语，要一代传一代，贵贱都不能丢。安胡塞感到奇怪，今天的陕西甘肃人都在学讲普通话，你还跟着学方言，岂不太落伍了。几次大会上，都是安胡塞跟他们从争论到争吵，不欢而散。从2000年开始，安胡塞陆续送了几个村里的孩子到中国西安学中文，陕西省政府对这些孩子全部按国内学生同等看待，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对于这些孩子们的家长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不知他们是太留恋家乡还是因为宗教的缘故，他们把所有的传统都看得特别珍贵，只要是陕西带出去的，只要是祖先留下来的，都不能改变，任何一点改变都是对他们信仰的背离。
然而，东干还是普遍闭塞、保守、落后，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没多少商品意识。村里孩子很多，这可能与他们国家鼓励生育政策有关，东干妇女把生养孩子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在这里，生育了10个孩子的“英雄母亲”比比皆是，一般都是6-7个孩子。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实行私有化，随之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陕西村也不例外，个别有钱人家有花园式洋房和宽敞的大院，好几辆高档轿车，贫穷的人家则住着摇摇欲坠的陈旧木房，有的窗子上还蒙着塑料纸，下地、赶巴扎还是套着传统的四轮马车或是驴车，成天盘算的是今年蔬菜能否卖个好价钱。沿楚河平原从东往西走，以种地为生的维吾尔族越来越少，其他民族都以游牧狩猎或做买卖谋生。土地里刨着吃的，就只有回回了，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一半种小麦，一半是蔬菜。据说全哈萨克斯坦80％的蔬菜都来自东干人的生产。淳朴厚道的东干人没有使用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习惯，一年中从春分到深秋的大半年时间都辛勤地劳作在田间地头，从早到晚，中午就在树荫下或凉棚下休息吃饭。庄稼耕作上最辛苦的莫过于东干人。住在楚河南岸吉尔吉斯斯坦的多是甘肃回回，和东干人很少来往。
